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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破除神話及破除之後的歷史書寫

我這篇〈破除劉銘傳神話〉充滿比較性的論文,主要是在針對一般所論的「近代化」,在台灣,何者才是型塑現今臺灣近代化重要的因素,特別是在政治權力(統治階層)這一環。從歷史角度而言,劉銘傳確實做了一些被後世認為是「近代化的」硬體建設,但是即使連這些硬體建設,都很難說是得致什麼成果,此外,此也並非是後世及當時其他國家所認為的近代化。即使真的肯認他所做的是近代化,但我想我們可以認為他的作為跟後世如後藤新平的作為之間是「斷裂的」。亦即由於乙未戰爭抗戰緣故,以及清國統治技術與日本人的統治技術不同,所以這兩者其實是沒有太強的聯繫。而後藤新平所做的一方面更為全面(如鐵路土地調查),另方面效果更為成功,且獲得臺灣地方領導階層的積極響應(如臺灣人從抗拒西方新式教育到積極響應,其實時間相當短,這個可去參看許佩賢的論文)。 但從殖民地「近代化」角度來做的評價,不能就此將本人的言論視之為皇民書寫,或對殖民政府讚美論,因為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經提過這種危險了。記得有一次國民黨政治意識型態明顯的林衡道曾當面痛罵若林正丈的論文是日本右派思想,但被若林反駁,引起不小風波。因為本人閱讀若林的文章,他其實是想釐清日本人在台灣做了什麼,而非為之辯駁或支持其殖民政策。 釐清殖民政策及其作為,並做出評價這一點,與盛讚殖民者作為的所謂皇民書寫之間是有很大的不同。一個是試圖用學術研究角度先釐清一些事情,另一者則純粹就其生活經驗及所受的皇民教育而發出的議論,兩者是不同的角度的。 我這篇文章主要是在接續曾韋禎的〈寧勿劉銘傳〉一文,亦即除了澄清劉銘傳當時的作為外,也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來評價劉與後藤之間的差異。其實目的在強調日本時代以後歷史的延續性,其實仍持續到戰後。戰後(特別是1949年後)國民黨政客及學者對劉銘傳的美化,其實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因為一方面由於日本人的殖民地建設成果,使其能很快進入狀況,成功統治臺灣,但另一方面,卻又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願意承認這一建設是日本人所做的。所以極力遮掩日本人的作為,只強調其殖民地剝削的一面,臺灣人則是不斷地反抗日本人。近者則是利用這些長期的官方歷史教育,利用這種來自中國政權才是型塑臺灣重要力量的政治宣傳,想要達成其政治目的。 我必須指出這種作法,是在欺騙臺灣人民,對於歷史的正向討論而言,也是有害的。 所以在破除神話後,要質問的是,應該如何試圖站在臺灣人民的角度來評價這些政權的作法。此外,也應該考量到在這些所謂近代化及三種民族主義(日本,中國及逐步顯現的臺灣),以及殖民主義(我必須指出至少到1996年為止臺灣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殖民)的交互影響下,臺灣人是如何生活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近代」文明的。 而那些所謂皇民書寫及中國政治人物神話,都應先被檢驗,然後才能談到下一步。這之後該怎麼書寫,則是更嚴肅的課題了。 我其他的回應內容: ---------------------------------------------------------------------------- 回應內容則如下: 日本人不是發自內心去學習西方,我要說的是日本跟中國在不得不做出對西方的衝擊一些回應時,一個(中國)是只認識到學習西方的洋槍洋砲,一個是知道要全面改變才有可能去理解洋槍洋砲如何出現的。這是我的重點,可能你誤讀了。 又,許文龍等人言論是他們身處的時代背景所限制,他們出身在1930年代,是日本皇民化最深的時期,所以會有這種言論,就像戰後1950-1970的臺灣一代受到反攻大陸思想,心中充滿大中國一樣。 我沒有以一國來對比劉銘傳,您可能沒看到我是以常被競逐誰才是所謂近代化之父的劉銘傳及後藤新平來對比。 我沒有揚日本抑中國,您再回去看看我的論點,我要說的是清朝,日本,中國各政權對臺灣人而言都是外來政權,但如果要說哪一個政權在臺灣近代化過程中做出最多的貢獻,我只能說是日本。 但 我不會覺得應該就此感謝日本,那沒有必要,這就是我跟您所謂的皇民書寫最不同的地方。 中國豬一詞並未在本人討論中出現,您已經偏離主題了。 又,沒有人覺得慰安婦可恥,這句話是您在說的。對我而言,中華民國政府的八三一俱樂部存在,就跟慰安婦一樣令人覺得可恥,都是國家對女性身體的侮辱,所以其實中華民國政權跟日本政權都一樣。 我說的在台中國人政客是指涉那些政客,並不等同於所有的1949年後的認同臺灣這塊土地的新移民,如果要把這兩者等同,這是您的誤解。 只能說ZULU您完全誤讀本文,很遺憾。 ------------------------------- 第二段回應: 這應該是本人最後一次回應您了,再戰下去也沒有意義,您要回應也好不好也沒關係。 簡單回應一下你所說的取捨: 我這篇文章最早的成形是在針對有人對劉銘傳的看法,那個在BBS上。 又後藤新平掌握實際權力之事我並非不知,只是要強調如果要以劉銘傳跟後藤新平的正式官位(由此所有的權力)來看,劉還遠高過他。 又關於後藤的言論自由箝制確實是針對在台日人而來的,例如說報紙,台灣在1895年前沒有現代意義的報紙,即使有府城教會報,但很遺憾他並不能算是現代意義的報紙,頂多是教會通訊報。 又,很弔詭的是,臺灣紳商當時所有的所謂言論自由,竟然很弔詭的是日本人所創出的。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是自從1896年就有的。當然你們會說那都是御用學者,但其實如果你去看當時整個脈絡,那些去參加臺灣日日新報的仕紳也未必全都是站在日本人角度來看的。而出生清朝時期的這些人他們的所謂言論自由管道是在他們的詩詞創作中,透過詩社及各種文章,但是他們沒有印刷資本主義,也沒得出版,這點要排上言論自由的議程,還很難。也很不對等。要怎麼舉例,等我想想。 我所指的是言論自由的壓制,一方面是針對那些要撈一票的日本人所做的處置,另方面也同時留下了日後壓制臺灣人及在台日人的言論自由。 我沒有什麼如下的辯白,你要去質疑後藤新平的殖民官僚性,本來就是這樣,他是來殖民臺灣,是要以日本能夠將臺灣納入統治為主要考量。要質疑他的精巧可以,要說他的狡猾可以,要說他根本不該來治理臺灣可以,但他確實做了那些事情,他的獨裁性格是日本國會賦予給他的,他能夠不獨裁嗎?在那時的日本人哪有什麼真正的民主思想?中國也沒有,臺灣也沒有。 台灣仕紳(甚至一般臺灣人民也是)當時要的就是安定,不管是不是御用紳士都一樣,當他們被迫面臨被割讓時,有人搞出臺灣民主國,臺灣人被組織起來反抗時,最後台南仕紳對劉永福等人說,如果你們真的能夠打贏我們很願意出錢出力,如果不行請早做決定。日本人來後,臺灣人很英勇的反抗了,清朝官吏逃走了。可是沒有組織的反抗,最後使得局面變得更加混亂,臺灣人能怎樣?日本人一開始也是軍隊為主對臺灣人很粗暴,很不得人心,臺灣人才會奮起反抗,這些歷史本人就是研究這個的,當然瞭解。但確實是後藤有效穩定局面的,當然臺灣從此也牢牢掌握在日本帝國手中了。 可我今天在評價的是在近代化這一課題上,誰對臺灣影響最深,如果要說的話只能承認是後藤及其殖民官僚的影響比劉銘傳大。 後藤新平之所以穩住日本在台的統治基礎,其實一個重要的就是土地調查的成功,所謂對臺灣人有利,最大受益者是這些地主階層(恰恰是有力階層,未必全是您說的御用仕紳,也有後來從事文化政治運動的的霧峰林家),他是在承認既有事實並追認。也許你會說那下層臺灣人呢?對下層臺灣人呢?他們是否得利?其實對他們來說這個階段根本沒有被統治者納入考量,那是下一階段的問題了,因為後藤所屬的年代是19世紀末期。 又一般民眾逐漸能夠享有到的,大概就是最初為了日本人健康的醫療體系,還有逐漸不用擔心晚上有盜賊來搶劫治安改善。而後來日本人的建設當然主要是為了日本帝國,但順道也讓臺灣人逐漸能夠接觸到近代化的一些成果,這就是殖民近代化,很多學者吵過這問題了。 當我在講A的時候,您也是拿出B來,這樣的作法實在令人無法苟同。 舉例而言,當在講十九世紀末的後藤新平時,您卻提出跟後藤新平在台時期無關的後世的慰安婦。 而我講慰安婦跟八三一一樣可惡時,我只是質疑比較基礎要一致,重點在我的後一句:同樣都令人感到可恥。 沒人說什麼假臺灣人,這確實是您自我內心心理狀態的問題,恕本人不加回應。 因為我說那些在台中國政客,他們也會承認他們自己是臺灣人,但這種認同是地域認同。就跟1930 -1940年代的在台日本人三世也開始認真討論,由於自己回母國被認為是灣生,而自己是否是臺灣人的認同時一樣,當他們認為自己也是臺灣人的同時,他們也決不會質疑自己是日本帝國的日本人身份。至於您個人的問題,可能要您自己去決定了,我無法決定你自己要不要認為你自己是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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