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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破除劉銘傳神話

二、劉銘傳建設的神話淵源 劉銘傳在戰前,有伊能嘉矩對他的崇拜,戰後則有國民黨學者的推崇,我個人資料不足,至少國編本的神話,應可肇因於郭廷以這個中國近代史學者,他寫了《台灣史事概說》就是建立了國編本的台灣歷史觀,鄭成功反清,清朝只有清末沈葆楨以後到劉銘傳,台灣民主國,日本時代都在抗日,然後戰後復興基地的建設。這一整套跳躍式,中國式史觀,目的在確認中國統治台灣的歷史基礎及偉大建設。這種刻意忽視當時中國及台灣的脈絡,也刻意忽略日本人在台灣的作為及「建設」。其實跟日本人刻意忽視清代以前的歷史,只有1895年以後才有歷史一樣的道理。 在1945年時,中國的官員,如號稱知日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接收台灣時,就承認日本人建設相當成功,認為在教育方面,只有島民六百萬,卻有大學一所,數所專門學校,中學,而小學的就學率已經達到接近一百(在戰後),他只有認為是教授日本軍國主義這點不好,但日人的硬體建設是很好的。其他建設他們也不否認是日本人的建設。中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把台灣當成中國的特殊一省,街道命名在1946年時,除日人地名外,基本上都改作台灣的,當然也插了一些與台有關的中國政治人物。這顯示他們保存中國下的台灣特色,這也跟他們的戰勝國自信當然也有關連。 但在1949年後,一切都變了,因為他們是流亡政權,難民掌握台灣政權,於是很怕此點被戳破,又為了安慰這些難民,把台灣各主要都市地地名改成中國地名,這跟東晉僑置州郡實有類似之處。又把他們圈在一起,以與當地人隔絕。 在文化上,由於要強調正統,維持反攻大陸,所以極力強調中國,這個在1960年代中國大革命後更加明顯,而這個中國的重要性,放在臺灣史研究時,以前是幾乎是台灣人沒得作臺灣史的空間,只有一些中國人能作,他們是有色眼鏡來看臺灣史的,郭廷以所建構的中國人建設台灣神話就是這樣來的。目的在於強調中國與台灣的連結,而台灣則是由中國人所建設,日本人所做就是殖民,殖民建設,剝削台灣人。劉銘傳蔣經國成為重要對照組。劉銘傳所做則是近代化之父,後藤新平則被認為是繼承其後而已。實際上,劉銘傳是所謂的國防建設,而後藤新平時開始才是奠定台灣近代化的主要基礎。這點需要討論近代化內容為何,請參見下文。透過拔除日本人的建設這件事,重新結合中國,這樣就能把惱人的日本時代建設佔為己有,這點是一舉兩得。 透過國編本的大力放送,劉銘傳跟蔣經國孫運璿的作為被無限放大,而後藤新平跟美援及美國顧問團的作為則完全消失。彷彿台灣是被中國來的政權所完全建設的。其中日本及美國的施政則消失,而台灣人更是成為跑龍套的角色。 今天,這個在台灣有很多繼承者,遠者有天下遠見雜誌(為中國政客塗脂抹粉的雜誌)在1990年代初期所出的《發現台灣》,《孫運璿傳》《李國鼎傳》,近者有馬英九及其文化局爪牙所作的破壞日本人台灣人古蹟(能拆就拆不能拆則改名成東亞XX館之類的),建立中國人及戰後中國人古蹟(如蔣氏父子住所,及錢穆住所等),這些則是在實體上破壞過往歷史的實證,這是從文化上掌握詮釋權,進而洗腦台灣人。加上過去國編本時代,有不少人僅有的歷史觀只靠這個,而現在台北市又被這樣洗腦跟改寫,所以這樣的洗腦其實能逐漸達到某種功效。進而以為台灣的建設都是這些中國人所做,台灣人的血汗跟台灣總督府官員及戰後美國人的援助則完全被視為不存在,這是相當可怕的歷史記憶洗腦。 之前曾韋禎已經在中國時報上寫過幾篇文章如〈寧勿劉銘傳〉及〈歷史不該只看一面〉,以下針對幾個爭議點及劉銘傳所謂建設評估來討論,進而破除中國人創造的劉銘傳神話。 三、釐清幾個爭點 1.劉銘傳所做不等於體認所謂現代化重要性及近代化的定義: 首先是對劉銘傳的溢美之詞。不少人提到劉銘傳認識現代化的重要性,所以如何如何。其實,劉銘傳在台灣的所謂「建設」並不是後世所提,或當時歐美日本等國所在做的「近代化」,其實是清末國防建設(海防)的一環。這點需要先釐清。稍後的後藤新平(1898-1906,只有比劉銘傳離台晚7年)或當時明治維新日本在1868年後所做的新政,只是在佐證他們做的是模仿當時歐洲先進國的,依照日本當時最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日本現在的一萬元人物還是他)的說法,歐洲並沒有什麼,福澤認為就文明開化程度而言,剛好是歐美在前頭,所以我們要趕上歐洲,就要先學習歐美人的長處,總有一天我們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 日本人在幕末時就開始派往各地的人才,不只是學習軍事而已,還有學習軍事理論,不只是學人家法院怎麼蓋,要把整套法律制度都學回來,此外也要有各方面人才。近代化不只是一套器具而已,要把整套東西都學回來,也就是思想制度文化等等都要學回來。近代化在當時而言,由於歐美被視為先進國家,所以近代化某種程度成為西方化的同義詞,但當然不是全部。 反觀清國方面,如劉銘傳等官吏所做的是,中國在受到洋人的欺負後,不得不成為做的學習。之前有人提到,由於淮軍有跟洋人並肩作戰過,且出身行伍或基層者多,所以才能夠不受儒教影響太深。但相對他們的認識基礎也很淺薄,只是很單純的想把西洋人的洋槍洋砲等器物層次學過來,劉銘傳不是神,不是一個獨立出現的人,他是清帝國晚期的一個淮軍出身的將領,來臺灣做巡撫。所以他的思想背景如同上述。 2.劉銘傳在當時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政治人物: 他是一個清帝國地方大員,是政治人物,並不是什麼小官,而且他所牽涉的是帝國晚期的勇營軍事集團湘淮系等等的政治鬥爭及權力鬥爭,這點還請先謹記在心。他成為歷史人物後,仍不能改變他在當時就是一個政治人物這件事情。 今天拿劉銘傳的所謂建設來說嘴,而刻意忽視戰後臺灣的主要建設是由日本人所建立的是這些在台中國人政客及學者。曾韋禎寫〈寧勿劉銘傳〉就是試圖用當時的角度來分析劉銘傳,正是就事論事。 3.劉銘傳的評價問題: 對於劉銘傳的高度評價始自伊能嘉矩的崇拜,他在調查文獻的過程中,認為劉銘傳起了很多頭,那是後來日本人全力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極力崇拜他。 但是事情未必完全如伊能所想的那樣完美,伊能並沒有進入當時中國跟臺灣的脈絡去看事情,所以他以為他做那些事情是為了怎樣怎樣,其實是誤會,且過度放大。伊能常做這樣的事情,他的很多研究甚至是錯誤的,卻仍影響台灣史學界,可見台灣史多不用功。而後來則是被戰後中國政客及學者利用操作成中國建設成偉大台灣神話的一環。 四、劉銘傳當時的施政 1.清法戰爭: 他來台後所做,先從清法戰爭來說,如果從洋人跟當時台灣仕紳的角度來說,其實劉的評價並不高。基隆的一些戰役,其實是靠臺灣人土勇建立不少戰績,但劉銘傳當然說他自己領導有方。又關於淡水之役,之前的朋友有說了就是孫開華才是主要的人物,對劉的評價並不高,這個請參閱當時人John Dodd所寫,陳政三翻譯的《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2002)。劉銘傳這個人其實相當善於內鬥,奏折中可以看他如何鬥垮政敵,我認為這應該也牽涉到派系的鬥爭。 2.開山剿原住民政策:此點〈寧勿劉銘傳〉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3.土地清賦: 他當時就是為了要籌措財源才做出這一點的,這點其實跟中國歷代以來的括田搜戶是一樣的政策,其實也未能完整,因為他還是搞一個減四留六。而且他當時的技術並不先進,而且測量當中也引起很多非議。而日本人在做之前還很認真的調查且由於其丈量技術,所以才順利完成。然而由於劉銘傳的丈量過程的眾多令人非議處使得民怨四起。 4.鐵路及其他建設: 他做鐵路主要是為了國防,這點其實沒什麼,因為當時鐵路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了軍事,但是也有不少原因是為了流通物資。 但是蓋一條鐵路,跟蓋一條鐵路後的營運,還有整個管理制度等等是不一樣的事情。他蓋了之後,卻沒有能夠有效管理,且當時不依照外國技師建議來興建等等,都引起爭議。如果蓋了之後沒有太大用處,或是不能成為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很難說是近代化,只能說是半弔子的近代化。 同理,興建砲台不代表就是重視海防,因為海防還有一整套的軍事策略跟戰略思想在內他當時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征伐山地,卻只花了三分之一來守海,已經是本末倒置因為當時山地並非重要威脅,而是漢人土豪跟官方要入侵山地,爭奪原住民所在地的資源,而所才產生衝突的。這點已被胡鐵花所反駁。 而且劉銘傳治理下的臺灣軍隊,實在是戰力不佳,從1892劉銘傳剛走後,來台考察的胡鐵花眼中就可看出,戰力之低落,可謂難以想像。這點可去查考胡傳的記載。 電報纜線等也是國防建設的一環,這點不需多述。在台北城內的建設,劉銘傳僅多是作幾個示範街道,開了一口井,但是卻被馬英九手下的台北市自來水博物館說是自來水的先驅,根本就是刻意模糊事實。 五、劉銘傳的比較與評價 1990年代後期,張隆志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有人在討論誰是臺灣近代化之父之爭。這些爭點主要是圍繞著戰後八零年代後的統獨之爭。其實可以休矣。如果要評價歷史該如何評價? 以下之所以用劉銘傳與後藤新平來對比,原因在於過去的論述都圍繞此兩人誰才是對所謂台灣近代化影響最大的政治人物。 如果以當時角度而言,劉銘傳確實看起來起了不少頭,但是不能被過度膨脹,舉例來說今天有一百道題目要做完才算是考試滿分,好今天第一個人來寫了第一道題,但是做了一題卻花去八十分鐘才寫完。後來又有另一個人,看到第一個題目寫得不是很好,所以重寫,寫完了一百道題目,只花了八十分鐘。 爭執什麼現代化之父云云實在沒有意義,因為什麼之父只是在台灣起頭,而同時間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已經做很多事情,而稍後的日本人則作得更多。如同前面的舉例,重點是到底是誰寫得好?誰才是對解那些題目有影響最多的?當然是後者。 或許有人會說,劉銘傳(1885-1891)那時候跟後藤新平(1898-1906)那時候不一樣,他只是一個地方官,年代也稍後。後藤新平也僅是一個日本帝國下的地方官,是臺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還不是總督,他頂多算是清朝下的布政使這種類型,但不可否認他確實由於兒玉的信任及長期不在台灣,故所有權力幾乎與總督差不多。劉銘傳在當時也是接受中央的補助,而後藤新平亦然。 但為什麼後藤新平做的事情比劉銘傳還「成功」。因為他們兩個所出身的官僚系統,國家不同。中國在1900年前還是非常的排外,僅是在器物上要用西洋的武器來趕跑洋人,而日本人同樣要攘夷,但後來發現洋人太強了只好學習他們的東西,來盡力增強自己的實力。日本人要學的不只是洋槍洋炮,要把怎樣產生洋槍洋砲的文明都給學回來。 中國背景下的劉銘傳的建設是為了國防為主,這從他所作所為都可看出,他其實是一個軍人,目的就只是為了學洋槍洋砲的實體建設。而同時期的日本,是為了要進入文明之領域而不斷西化/近代化,重點在除了洋槍洋砲外,也要學習其制度及文明。 此外,後藤新平來台之前,在台的日本官員有許多有佔領者心態,且貪污腐敗,想來台灣撈一票,後藤新平則澄清吏治,掃除那些想撈一票的日本人。但為了防止這些人的攻擊,控制言論自由。台灣人的言論自由在當時,如果要弔詭地說,如報紙等創出,竟然是日本的官方報日日新報,當中有漢文欄,有人會說這些人都是御用學者,如果你去看他們的新聞報導,有些固然是站在幫日人說話的角度,有些則不是,甚至雙方在報紙上還能互相往來投書討論。而在清朝時期出生的仕紳,他們的言論發洩管道,主要是集中在詩詞及一些文章上,但這些東西主要在詩社及其他私人聚會場合,他們的文章在清朝時期同樣沒有印刷出版的可能,因為清朝台灣印刷資本的缺乏所致。 但不可否認,後藤新平時的限制言論自由,在當時阻止了在台日人對總督府施政的攻擊,另方面也限制了後來的台灣人言論自由,從後世角度看,這也是其負面資產。 但在當時而言,後藤本來就只是一個殖民官僚,並不是慈善家,也沒有什麼後世的民主想法,他會這樣也是可以瞭解(只是瞭解,不是贊同!),但也不用什麼歌功頌德或一直臭罵。 此外,很多人說後藤時期的總督府獨裁,但在1895年前的台灣巡撫就不獨裁嗎?同步掌控政治軍事及司法,不是一樣嗎?況且總督之所以獨裁,是日本國會所賦予的,並且一開始限定幾年後就要考慮收回,但由於不斷延長,直到1920年代才有所限縮。台灣人開始認為這個獨裁政權的獨裁措施很不對,很抱歉,是1920年代後由於受西方及去日本本國留學接觸西方民主思想及書籍後,才發現,原來老一輩台灣仕紳太容易「妥協」了,我們應該要求民主,這就是1920年代的台灣文化,社會,政治運動的開始。 補述: -------------------------- 個人不認為獨裁是應該的,只是那個時期就是那樣,你要說台灣總督獨裁,所以他的所謂近代化建設就不怎樣云云的同時,其實也忽略掉劉銘傳也同樣獨裁,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也是一樣,只到1992年為止,還沒得全面選國會議員。 其實,就國民黨官方版的論述而言,1970年代以後的台灣近代化描述,針對劉銘傳及國民政府的建設則同樣沒有被提及其排斥。這點就是我要指出的。 我們的論述重點在誰才在所謂台灣近代化過程中,影響最大,這是實事求是,如果要打烏賊戰,說我評價後藤新平時,提出他的精明,狡詐及成功之處,就是所謂日本右派或皇民書寫,這是一種誤讀。 ------------------------------------------- 劉銘傳則未能跳脫中國官僚貪污習性,其實當時的官員腐化已經是正規化,費行簡曾提及劉銘傳的富有在皖北僅次於中國第一把交椅李鴻章,可知他在台灣期間獲得多少了。如此的官僚系統,如何能承擔近代化建設? 就爭取對當時臺灣地方領導人士支持來看,稍早的劉銘傳其實是不太喜歡跟這些人有什麼太大的關係,所謂任用林家(板橋及霧峰)的人,也是由於他們的各種勢力不得不然,至於南部則更是沒有更好的互動。劉銘傳並沒有成功做到拉到所有有力人士的支持然後來推行對臺灣人真正有利的政策,他的想法都是建立在他的國防建設優先的指導原則上。 反觀總督府執政,在後藤新平來之前,軍事的鎮壓使得台灣仕紳土豪對日人極度反感,而逐漸有離心後藤新平來後,做的是對仕紳跟有地方領導權的人極力拉攏,在後藤新平文書中有後藤的字跡特別強調要拉攏這些地方份子來讓政治圓滑。對於土匪,引蛇出洞,因為有些人是不得不成為土匪,這種人讓他回復地位,而監視,如果有人是要繼續亂的才予以殲滅。你要說後藤新平是後人所謂「蔣經國學」也無不可,因為臺灣畢竟是很多地域社會所構成,日本人要成功統治就必須要跟這些人打好關係。 後藤新平則成功完成土地調查,透過鴉片樟腦專賣來達成財政獨立,就一個官員的角度他當然是一個能吏,以所謂近代化的角度而言當然也是成功。不過,後藤跟其他人也是一樣都是外來政權的執行者,這點也不用歌功頌德到什麼地步,因為這治安穩定,財政獨立及透過土地調查確認所有權者進而得到台灣地主階層支持,雖然使台灣局面穩定,卻也同時使台灣緊緊地被日本帝國控制了。 對當時一般台灣人的影響而言,後藤則是反對激進改變台灣人生活。他是生物政治學的信奉者。他認為不可能使比目魚一下子就變成其他的魚。所以他提出舊慣溫存。不要激進去改變台灣人的習慣,警察也不要過度干涉台灣人生活,而是用保甲局這個制度,讓台人治台,作初級的警察行政。 他延續了前近代臺灣人所慣常使用的保甲制度使之慣常化,則是將戰爭體制(保甲)日常化。這點可以參考陳怡宏作,《忠誠與反逆之間》(台大歷史所碩論,2001,可在國家圖書館下載)。後世台灣人說後藤是違反所謂民主云云,也不現代。但平心而論,當時保甲制度是臺灣人仕紳所倡議,也獲得民眾的肯定,因為早期保甲是有保甲局,由臺灣人來進行初級警察功能,甚至能裁判,這樣總比被日本人警察抓去問好。後來臺灣仕紳不要這個裁判權力(因為要花錢花時間很累),才由日本人將保甲局裁撤改由警察監督保甲制度的運行。這是一個歷史制度,台人也能接受,只是後世受了民主思潮的台灣人,認為這是反民主,所以要求廢除,也沒錯,但是要痛批當時的後藤時,可能也要注意到保甲制度原即屬於漢人的地方保安制度。 六、小結: 以上主要在透過討論當時劉銘傳的施政及當時晚清中國的政治,來破除所謂劉銘傳神話。這個是破除在台中國人利用消費劉銘傳神話,進而掩蓋日本人近代化施政,留下其遺產給中國政府接收的事實。這個是在台中國人精心策劃的陰謀,不可不慎。 他們在掩蓋日本人的近代化建設的同時,把台灣人曾經透過日本人及日語來接受西方等近代化文明的事實也順道掩蓋掉。而如今將已經沒用的實體建設如日本時代古蹟(只要是日本人及台灣人的)等,由台北市政府及在台中國人主政地方政府用心毀滅銷毀,不然則是透過改名,來改變其內涵。如北投溫泉博物館及二二八紀念館的文化鬥爭即是一例。台灣人則特地取抗日明顯者,由中國人的角度,直接來連接其抗日史觀,卻刻意忽略其反外來政權的一致性。如果蔣渭水及賴和活到戰後,怕也是被中國政府暴力消滅。近則如大龍峒地區的改建,試圖破壞日本時代最早設立的小學之一,拆出蘭州派出所,芝山岩碑文等等,以及明治橋等古蹟。 我認為當然對於日本人在台灣的歷史所兼具的殖民性及近代性的雙面性格可以重新詮釋,但我認為詮釋權應該在被殖民者的台灣人身上,而非新殖民外來政權。妄自用自己的中國人觀點來強加台灣人接受,就好像一個正在強姦一個人的人對被強姦者說,你看我把之前的強暴你的人罵了一頓了,你應該感謝我幫你出氣。即使這樣也不能改變正在強姦者的犯行。 台灣人要警醒,注意在台中國政客的文化鬥爭這是一場文化詮釋權的抗爭,要全心注意他們善用的以文化鬥爭達成其政治目的陰謀! 延伸閱讀: 曾韋禎,〈寧勿劉銘傳〉 曾韋禎,〈歷史不該只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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